世界面临“战略思想极度缺乏”

世界面临“战略思想极度缺乏”

法国战略培训与研究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兰·多埃

法国保罗-塞尚大学教授菲利普·多马尔

我们现在进入了全球危机的时代。出现了三个重大的变局：政府体制危机，生态系统(气候和大自然)危机，战略分析和预测危机。每一个危机实际上都有预兆。只不过有一些预兆不易察觉罢了。由于不去看或者不再看的集体无意识，所有的这些征兆都被无视或者忽视。当伊斯兰学者奥利维耶·鲁瓦在 2005年 2月 24日 就阿拉伯世界的“不可避免的民主化”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他毫不怀疑历史将像他描述的那样演进，专制政权将破产、民主化的苗头出现、发生变革或者出现在民主主义掩护下的激进运动。

10年来，我们已经经历了三个危机。这标志着传统战略模式及其预警系统的失败。 2001年 9月 11日 在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随着房地产和次贷泡沫的破灭，第二个危机也在美国出现。我们从这场危机中发现了旨在将重大风险转移到整个链条的下一个环节的有害机制。但甚至一些基金或者是一些国家把他们的账目变成一种损人利己的机制时，竟没有任何人做出反应。于是人们假装发现了管理危机，也就是主权债务的危机。第三个是能源危机。它对世界一级的核能未来移除了质疑。在日本危机中，也有一个奥利维耶·鲁瓦式的人物。一个名叫岗村行信的地震学家从2007年起不断地警告当局说，福岛核电站正好处于公元869年的大海啸肆虐过的地点。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罗伯特·贝亚也曾在2004年警告美国当局要关注新奥尔良堤坝的脆弱性。

这些危机显示出对倾听各方意见的集体无能力。对信息收集的热衷窒息和取代了分析。预测风险的模式过于迂腐，过于刻板。无论是市场“看不见的手”，还是理性治理体系的“冷酷的手”都无法避免本世纪初接二连三发生的重大危机。意识形态的趋同和对占有主导的偏见的认同导致出现普遍的盲目性。

然而，模式所独有的刻板很难单独解释为何错误会接连发生。关键的问题恰恰在于把责任推给了顾客，孤立甘冒风险和进行“人气”上的投机。要么是转而进行刻板的概率估算，要么是干脆采取拒绝的态度，总之，已经不再有人重视对各种危机的预测。

对重大危机的时候分析最终显示，预测性的情报和分析先前已经有了。问题在于要搞清楚，为何这些警报始终得不到重视。这种对风险的“冷”处理文化是一种“粗放”文化：一种“强盛”金融体系的现实和战略构想的粗放化。在这样的文化里，苗头是不会拿来讨论的。每个人都不去想这些苗头，以至于决策(资本的、政治的和人道的决策)的过程变得潦草。这是一种残缺和傲慢的风险文化。

工业的和金融的利益巧妙地促使国家和调节机制服务于工商界的利益，而损害整体的利益。警报之所以没有人听，是因为崩溃的威胁不是即刻的和“容易发现的”，也是因为从政治上讲，不能让人联想到实际上不存在任何真正的控制、也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干预手段和应对措施。（信息来源：参考消息2011.7.4日）